托尔斯泰说：没有钱是悲哀的事，但金钱过剩更加悲哀。

诺贝尔说：金钱这种东西，，只要能解决个人的生活就可以了，若是过多了，它会变为遏制人类才能的祸害。

很多人听完若有所思，将其抄在了笔记本上。

顶着“全网首个粉丝破亿的素人主播”头衔的小杨哥心想：讲(煲)哲(鸡)理(汤)，我也会。

于是新年伊始，他就在直播间里来了个隔空致敬：“别发大财，发那么大财干什么，我和你说发小财是最快活的，不要发大财!你发大财了，你要想想这个财怎样才能长久，发小财差不多够自己用，知足常乐。”

▲小杨哥劝人“别想着发大财”的直播画面。视频来源：中新经纬。

作为中老年人最常用微信名中仅次于“花开富贵”的存在，“知足常乐”早已是国人刻入骨子里的生存哲学和生活智慧——跟它联袂出现的高频词，包括但不限于“吃亏是福”“难得糊涂”等。

兜售“知足常乐”本来没什么，但很显然，小杨哥忽略了这届网民最擅长的技能就是回旋踢：自己赚得盆满钵满，却劝别人别发大财?

不少有“何不食肉糜”不耐受症状的网民更是嚷着：把钱给我，烦恼我受。

我倒没觉得小杨哥是曲线凡尔赛，他这番话激起的舆论反应本就是对“发那么大财干什么”的印证。

若非要挑刺，那他错就错在没弄清言说对象——他本该对部分做着暴富梦的小富未安者说这话，而不是劝直播间的粉丝，毕竟，他粉丝中的大多数人想要的，只是发大财中的“发”而不是“大”，他们除了买彩票时从未奢望过发什么大财。

01

在阶级论归位将社会心态钟摆从“慕强”拨到“仇富”一侧的当下，富人抑制住“好为人生导师”的嗜好，是必要的自我修养。

小杨哥劝人不要想着发大财，未必是想做人生导师，可当下流行的“听劝”文化是：你得听我们的劝，而不是让我们听你的劝。

如果小杨哥能发大财而不发，那他劝人别发大财相当于兜售反拜金主义教义。

问题是，“2022年实缴税收2个亿”的热搜词条，早就将他的身价打在了公屏上。他这时候说“别发大财”，难免让人听出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另一层意思来：放开那个“大财”，让我来。

为什么要劝人别发大财?小杨哥跟网友的互动里算是解释了缘由：面对有网友表示羡慕，他回应道，“不要羡慕，羡慕啥呀，我要知足常乐，人就这一辈子!我现在要是去买个轮船的话，又舆论了，我能买吗?我不能买!我啥都不能干，我以前还喜欢去酒吧蹦迪，我现在能去吗?一去又被别人说。”

听上去，这是张雨绮昔日在节目中哭诉“当明星很难”的翻版。张雨绮给出的理由就是：“生活中好多事情，有很多东西的快乐，你们随手就能够拿来，但我们明星就不可以。”“(我)想简单地生活，想和喜欢的人牵手走在大马路上，也会被人说成一二三四。”

只不过，现实中，绝大多数人都没法共情他作为暴富者没法买游艇的苦恼，只能共情他昔日坐在广州地铁上满眼写着迷茫时的苦闷。

02

不知小杨哥者谓他矫情，知他者……早就在“发大财”前面悄然加上了“闷声”二字。

但若是把小杨哥说的当做他的私人感悟，那未必就是什么娇嗔。

在太多人眼中，财务自由约等于拥有了“想退休就退休”的自主权：钱赚够了，就可以开启另类躺平模式了。

可沿着塔勒布的逻辑顺推：工业化社会以后的富人在社交上隔绝了穷人，穷人对于他们而言变得更理论化了，穷人对富人的想象也变得更加理论化了。

发大财的确意味着有了更多选择，但这些选择里不一定包括从现有事业中快速抽身的选项——不排除有些人是在眷念更大的财富，可还有很多人是被周遭环境推着走。

“被环境裹挟”的身不由己感，从来都不是普通人的专属际遇，富人同样会被裹挟。区别在于，裹挟不同人群的小环境不一样，这些小环境还会“交叉感染”。

拿小杨哥来说，他此前曾透露，仅三只羊开展的直播切片业务，每月就要为10000名员工发放超过5000万元工资;他还感慨，创办企业后，要考虑的就不能只是自己和家人了，还有员工跟合作商等，“不要做那么大，做那么大你看你背后多少人，你不做都不行，你想下来都下不来的。”

将其转换成杰克马式表述，那就是：“我有生以来最大的错误就是创建三只羊。我没料到这会改变我的一生，我本来只是想成立一家小公司，然而它却变成了这么大的企业。”“自己确实有后悔过，本该好好享受生活的，但这就是生活。”

▲马云之前说“悔创阿里”的名场面。

说到这，李佳琦没准会跟小杨哥产生共鸣：作为汤臣一品业主的他，早就无法再代入当初作为柜哥时的打工人心境了，按理说，以他的身价完全可以退出直播间提前开启退休生活了。可事实是，他很难说退就退——因为他身后那些专门服务他的员工跟约好了档期的供应商不“答应”。

某种程度上，他怼网友就是压力堆叠后“不想装了”的好罐子破摔型释放。

虽然普通人没有理解小杨哥李佳琦们压力的义务，正如没有义务理解张朝阳俞敏洪坐拥惊人身价却抑郁了那样，但将他们言语间透露的压力感都视作矫情，未必恰当。

绝大多数嚷着“把大财给我，我愿意替你承受烦恼”的人，真到了小杨哥附体时，对伴随暴富而至的猛烈压力恐怕也会表现出强烈不适感。

03

说到底，小杨哥发大财的另一面是“难下牌桌”。当他的命运齿轮转动连着一堆人命运齿轮的跟着转动时，什么时候踩刹车，就由不得他一人说了算了。

这，还不是“发大财”的全部风险或代价。

我曾在朋友饭局上遇到某投资圈名人，他当时就感慨：人身上的资产超过10个亿后，这10个亿以外的钱就不属于他自己了。

我不知道，这算不算是对马云语录的曲线致敬，因为马云2017年就曾说过——

“钱在100万以内是你的钱。超过一两千万，麻烦就来了，你要考虑增值，是买股*好呢、买债券好呢、还是买房地产好。超过一两亿的时候，麻烦就大了;超过十个亿，这是社会对你的信任，人家让你帮他管钱而已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你的钱。”

“我认为做的事情越多，担当越多，麻烦越多，同时获得的是间接的快乐感，而不是普通的快乐感。如果是普通的快乐感，一个月挣一两百万的人那是相当高兴，一个月挣一二十亿的人其实是很难受的，这个钱已经不是你的了，你没法花了。”

相信在2017年时还觉得这是凡尔赛的人，在2024年会更懂这两段话的深意。

原因在这里就不多说了。

毫无疑问，吃不上饭看不起病的痛苦，跟因发大财而来的痛苦是两种痛苦，前面那种痛苦比后面那种痛苦要难捱太多。

但与其将其中一种痛苦说成是痛苦、将另一种痛苦视作为赋新词强说苦，不如说是某些复杂的现实生态将不同的黑天鹅“投送”给了不同的人群。

小杨哥不是不懂这些。

他说自己拒绝所谓的合理避税建议，“太多人找来说帮‘合理避税’，帮你省出来一点，但我们知道不能干，打电话跟我聊这些立马给挂了，拉黑。”就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安全性。

04

现在想想，小杨哥兴许会很羡慕董宇辉。

去年12月，董宇辉被卷入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中，最终事件以他被提拔为东方甄选高级合伙人、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文化助理、兼任新东方文旅集团副总裁，东方甄选为他另设直播间收尾。

同为超级主播，小杨哥是老板，他身上扛着三只羊，很难想不播就不播，因为他是三只羊的核心资产，他带货三只羊才能持续运转下去;董宇辉虽摇身一变成了合伙人，但扛着东方甄选的仍是俞敏洪，董宇辉依然有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、不被“带货主播”角色绑死的自主空间。

小杨哥固然能赚更多的钱，但对应的代价是，他必须得为此忙得连轴转;董宇辉兴许赚不了小杨哥那么多钱，可他在东方甄选会更加自在，要兜住的责任会更轻。

从决策模型维度看，小杨哥所做的，也许是“利益最大化决策”，但跳脱不了“财富越多责任越大”的定律。

董宇辉做的则是“最高满意度决策”——他的利益最大化决策或许是听从罗永浩建议，变成另一个小杨哥，可那样就免不了被投资人设定超高的直播KPI，成为他不想成为的“纯带货主播”;利益最小化决策兴许就是延续之前的情形，无法得到与其价值匹配的回报。

董宇辉最终没有跳出东方甄选但得到了比之前更优的待遇，其实就是经济学家赫伯特·西蒙所说的“有限理性模型”中“并非最优，但最合适”型决策——他要的只是利益维度的次优选择，但此举能让他的读书人情怀和回避型人格得到顾全。

小杨哥并没有董宇辉这样的选择。

现实在“做大前连小财都发不了”和“做大后发大财成了必然”之间，没有给他预留太多发小财的机会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董宇辉深陷舆论风波时，有网友鼓动小杨哥挖董宇辉到三只羊，小杨哥答道：“兄弟你别，怎么可能呢，别说什么挖了，哪个公司不想要啊，真是人才中的人才，谁不喜欢谁不爱啊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”

但董宇辉除了是小杨哥学习的榜样外，没准还是他羡慕的对象。

要知道，小杨哥曾劝人不要当网红，网红“很累、很卑微”，为自己没好好学习而抱憾——以此看，他的前方站着的正是董宇辉。

对小杨哥来说，要是能重头再来，他肯定不会想做回2016年之前那个窘迫的广漂，也未必想做现在这个连酒吧蹦迪自由都没有、不戴眼镜口罩没法走在街头的超级网红，他更想做的可能是发发小财就行的张庆杨。

但，现实里真的没那么多“如果”。